九十余年来学者对于梁启超一则错误的订正与重复,李文田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元秘史注》晚清西北史地学

发布时间:2019-12-16 21:18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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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澍一生有哪些学术成就,以致被梁启超盛赞为乾嘉时期的一流学者?

九十余年来学者对于梁启超一则错误的订正与重复

内容摘要: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关键词:李文田《元秘史注》晚清西北史地学。

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甘肃出了两位极具名气的学者,并称为“二澍”,一位叫邢澍,一位叫张澍。张澍小邢澎七岁,字时霖,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其父亲是一名秀才,靠做塾师以维持生活。张澍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不过他自幼聪明,又受到父亲的教导,因此饱读诗书,并于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过了两年,他被选任为贵州省玉屏县知县,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活。

周鲁

关键词:李文田;秘史;西北史地学;学术;中国近代史学;溪醉隐;关键词;遗产;著作;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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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为一名官员,张澍并没有受到重用,他先后在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方的偏远县城任职,但政绩突出,不过因生性刚烈而得罪了许多人,因此抱负难以施展。张澍得以闻名于后世者其实是他的治学成就,他一生的著述颇丰,曾撰写有《养素堂文集》35 卷、《诗集》26 卷、《春秋时人名字释》等等,已刊、未刊著作不下七八十种,是清朝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赞誉他是乾嘉间的一流学者。他最擅长的是对姓氏学的研究,其《姓氏五书》被后人誉为“绝学”。

梁启超先生像

  摘 要: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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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一九二〇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其第四章论明遗民顾炎武之研究法云:

  关键词:李文田 《元秘史注》 晚清 西北史地学

著作书影

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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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澍的姓氏学研究自成一家,上承乾嘉学术之精髓,下启道咸学术之创新,他将一生的精力全部用于姓氏学研究,共写成姓氏学著作近二十种,在清代学者中绝无仅有。张澍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姓氏学研究特色,其治学方法讲求广博,材料搜集范围既涵盖了一般的姓氏书籍、历史典籍等文献资料,也不乏金石等方法,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同时张澍的姓氏学研究的创新之处还体现在结合了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将章学诚提倡的“六经皆史”运用得十分自如。张澍的姓氏学研究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姓氏资料,而且详细梳理了远古氏族的历史发展,对探寻姓氏渊源提供了参考。

按:“列本证、旁证二条”一说,出自明儒陈第,其《毛诗古音考自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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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

清代道光张澍二酉堂白纸精刻本

顾炎武《音论》卷中《古诗无叶音》云:

此外,张澍在敦煌学的研究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提供了相当多的敦煌也为的史地著作和文献,在地方史地文献的辑佚工作上卓有成效。在地方方志方面,张澍在担任地方知县期间,十分重视对地方志的编纂,曾主持重修县志,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情况,曾著有《凉州府志备考》,影响很大。此外,张澍也是一位诗人,据不完全统计,他曾作诗三千零五十一首,可谓产出颇丰。正是凭借学术上的成就,张澍也成了有清一代甘肃地区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陈第(字季立)《毛诗古音考序》曰:“夫《诗》以声教也,……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

参考文献:

由是观之,梁启超错引顾炎武《音论》一书,并误认“列本证、旁证二条”之“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为“炎武所自创”。

李鼎文:《张澍生平及其作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明儒陈第之于清学,有开路之功,清儒于此多誉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二经部四十二小学类三之“《毛诗古音考》”条云:

张永明:《敦煌学的先驱者——张澍》,《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音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谬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词》、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于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虽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此无由也。

李鼎文:《邢澍和张澍》,《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又如张裕钊《濂亭文集》卷一《重刊〈毛诗古音考〉序》云:

孟永林:《乾嘉学者张澍姓氏学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

自唐颜师古、章怀太子注两《汉书》,始有“合韵”之说。后之治《毛诗》者,踵袭其误,韵所不谐,则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两汉之古书,殆于不可读矣!其后吴棫、杨慎之徒,稍稍窥见涯涘,颇寤古今音读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洞晓其旨趣者。陈氏季立乃始力辟扃奥,为《毛诗古音考》一书,于是古音之说,炳若同月。国朝诸大儒,益因其旧,推广而精求之,引申触类,旁推交通,匪独音韵之学大明,《三百篇》及古有韵之书,可得而读而已。

小编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施祺 郁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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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益加于前时,然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有明一代,蔑弃古学,讹谬相循。沉潜遗籍,杰出元解,陈氏一人而已。

陈第古音学之成就与地位,近世学者亦有肯定,如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云:

周秦古音之例,造端于陈第。

又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之第三编第十章云:

近人尤盛称其治学之法,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实则搜集佐证,定为条例,明代学者已开其端,非清人所得专美。

《毛诗古音考序》(明陈第)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毛诗古音考序》(焦竑)曰:“季立作《古音考》一书,取《诗》之同韵者,胪列之,为本证,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

又如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九之“涧于日记十四册”条云:

陈氏《毛诗古音考序》,自谓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旁证者,采之他书。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其据古求证之法,又已先亭林而为之矣。

又如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之第三章云:

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该归功于明代的陈第。他的历史概念是鲜明的,他对宋人的《诗经》叶音说的批判,具有很大的冲击力量。

又云:

陈第(公元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他是明万历年间的秀才,后来在蓟州镇守边礙十年,很尽了一番力量。所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书。他的宣言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大家知道,清代古音学以顾炎武为首创者,而顾炎武就直接受陈第的影响;顾氏在他著的《音学五书•音论》一开头就引陈第《毛诗古音考》和《读诗拙言》的几大段议论,可见顾氏对陈氏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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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徽先生像

自任公之说出,第三年即有明确指出其错误者,如柳诒徵《顾氏学述》(刊于一九二二年《学衡》第五期)一文云:

梁氏于音学之书,第知其为有系统的组织,实亦未尝细心读之。故论顾氏为学之方法之二,误以陈第之言,为顾氏自创之法。

第四年即有重复任公之错误者,如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之第七编第三十一章云:

炎武之攻击理学,在破坏方面,诚亦有功;然其对于清学之堪称建设者,则在音韵之贡献也。至其研究之方法,炎武尝自述曰:“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音学五书序》)又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

十年后又有重复其错误者,如谢国桢《顾宁人先生学谱》之《传略》云:

宁人云:“晚年独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读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

十八年后又有明确指出其错误者,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四章云:

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乾嘉考证学最要法门,既如上述。而其事实不始于亭林。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陈氏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其书取径即与亭林《诗本音》、《易本音》相似。陈氏《毛诗古音考序》,自谓“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其据古求证之方法,岂不已先亭林而为之乎?

又云:

梁氏学术概论,误以陈氏“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因谓亭林为汉学开山,证据既误,断案自败。

在钱穆订误之后,又有多位学者重复任公之错误。

谭丕谟《清代思想史纲》(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版)之第二章云: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炎武的认识论,颇有归纳法的风味。他在《音论》里这样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梁启超也说:“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

冯天瑜《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载《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一文云:

顾炎武在研治经史中,还将陈第所创的以“本证”、“旁证”考据古音的方法加以推广。他说:“晚年独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读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魏宗禹《实学思想方法探微》(载《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一文云:

乾嘉学者的考据训诂,应用了对勘与比勘、本证与他证方法,置审视对象于具体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研究,此实源于清初顾炎武、傅山等人。顾炎武认为,论一事,必举证。“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之第四章云:

梁启超在总结顾炎武的“研究方法”时则明确指出,顾氏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是“博证”。他说:

“《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自所信。……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之第四章云:

顾炎武继承了将“本证”与“旁证”相结合来进行考据的科学归纳法,并加以发展,从而确立起以本证和旁证为主、以参伍推论的理证为辅的考据方法。他自述其考据方法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谱其韵。

吴根友《二十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载《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版)一文云:

如顾炎武自述其治音韵之学的方法是:“……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和其韵。……”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来新夏《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刊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一文云:

在这些学者的主张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其中比较完备具体的应属顾炎武。顾炎武在《音学五书》的音论中曾说:

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意,参伍以谐其韵,

任访秋《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进步的文学观》(刊于《中州学刊》一九八五年年第二期)一文云:

炎武之学术观点,确且为清代学术开创了一代新风。特别在治学态度及方法上,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总结为三点:……

二、博证,论一事必举证,尤不可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梁启超说:

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清代学术概论》)

周妤《试论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精华及其历史地位》(刊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二年第一期)一文云:

顾炎武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武吉庆《论乾嘉学风的形成及其评价》(刊于《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二年第一期)一文云:

在《音论》一书中,顾炎武自述其研究毛诗音韵的方法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陈其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出色成就》(刊于《学术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六期)一文云:

顾氏自己总结治音韵之学,重视“本证”、“旁证”二项,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和其韵。”梁氏认为,这些方法附合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当时乃炎武所自创,“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

刘仲华《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刊于《清史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一期)一文云:

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顾炎武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法为后世乾嘉诸儒所继承。

章继光《陈垣先生对校勘学的贡献》(刊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〇一年第三期)一文云:

历代学者在他们所校的著作中保存了丰富的校勘史料,有的也提到了某些具体的经验。如顾炎武在《音学五书•自序》中提出“广求证据,互相考验”的原则,认为“凡破一旧说,立一新说都要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书自相证书;旁证者,采之它书也。”

刘冬冰《清代汉语研究的文化视界》(刊于《史学月刊》二〇〇一年第四期)一文云:

清代语言学的方法也重在考据。当时第一流的语言学家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无一不是兼通古音古义而又长于考据的学者。他们“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治音韵则“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就在这方面作了总结。

李海生《论清代朴学思潮的基本得失》(刊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二〇〇四年第四期)一文云:

顾炎武在研究《诗》韵时,“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兼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余洁《从〈日知录•杜子美诗注〉看顾炎武的学术特点》(刊于《新西部(下半月)》二〇〇九年第四期)一文云:

对一句杜诗,作出如此精详的考证辩驳,充分体现了他“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的功力和特色。这在顾氏的其他治学领域中亦有体现。如其音韵学专著《音学五书•音论》云:“……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

于景祥《〈四库全书总目〉对六朝骈文的公正态度》(刊于《社会科学辑刊》 二〇〇九年第六期)一文云:

关于这种新的治学方法,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以顾炎武为典型,进行了精密的分析, 内容共有三点,第二点就是博证。文中说:“《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柢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黎千驹《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刊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〇一〇年第三期)一文云:

可见他善于运用调查、观察的方法来获取资料,以纠前人之讹误,证自己之论说。粱启超称赞说:“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证》)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唐元、张静《汉代汉学与清代汉学之辨》(刊于《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一〇年第四期)一文云:

梁任公所总结的这三点,皆有极大内涵在其中,而清儒所发扬,集中在“博证“之一端:“《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柢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沈治钧《黄小田批语和范锴所见旧抄本》(刊于《曹雪芹研究》二〇一一年第一期)一文云:

顾亭林有云:“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音论》卷中)

孙锡芳《清初〈左传〉研究复兴原因及其表现探析》(刊于《青海社会科学》二〇一一年第二期)一文云:

顾炎武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影响了清代乃至近代的学术研究。对此,梁启超曾给予了高度评价:“皆近代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顾炎武所自创也。”

章继光《梁启超对顾炎武学术精神的评价——兼谈梁启超与清代实学的关系》(刊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一二年第四期)一文云:

梁启超对顾炎武对勘实证的严谨学风十分钦佩,说:“(炎武)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之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李加武《何为“科学的研究精神”——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为例》(刊于《池州学院学报》二〇一四年第一期)一文云:

梁氏认为:“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其中,“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即实证的归纳法。而顾氏之所以能成为正统派的“不祧之大宗”,根本原因就是他开创了实证的归纳法。

俞飞《朴学传统,魂归何处?》(载“法治周末网”)一文云:

清初思想界三大巨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无不积极提倡复古征实之风,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顾炎武强调材料、证据的重要性,“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他推翻宋人的“叶韵”说,以《诗》三百篇所用之韵,互相考证,并征引他书,探究古今语音之不同。

按: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错误判定一种“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之来源,三年之后,即有著名学者柳诒徵在《学衡》杂志发文为之订正,十八年后,又有著名学者钱穆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为之订正,然九十余年间仍有多位学者重蹈任公之覆辙,由此可知名家名作之不可尽信,著书引文之不可不慎。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自序》云:

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同书之第二十六章云: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又云:

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其书之“结语”云: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按:由“粗率浅薄”、“卤莽疏阔”与“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之语,可见任公实“自知其短”,然“改之不勇”,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疏误之多,即为明证。

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校注引言》一文云:

上述诸本还有许多共同错误,显然不是排校所致。诸如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引文删略而不予标明,修改原文以牵合所论,等等,略知梁启超治学风格者,不难看出这正表现了他的学术论著的通病,即他自己也不讳言的“粗率浅薄”。

按:《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多处疏误,已由朱维铮订正,然以其书疏误之多,实难尽数网罗,本文所论任公误引亭林之书一例,朱维铮即未曾指出。

柳诒徵《顾氏学述》一文又云:

今之学者,往往不喜读前人自著之书,惟从近世人论述前人学术之书中,剽窃一二句,即以为已得某氏某家学术之精髓。使其所剽窃者而是,已不免等于耳食,况论述者各有所见,未必所述之义,即可以蔽前人一生之学术。甚或误会其意,假前人之名,以附会其说。耳食者又从而贩鬻焉,则辗转传讹,必至尽失前人之真面目。

按: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成书过速,其中之疏误,所关非小,然以任公之声望,九十余年来之学者多有盲目崇信此书者,故虽有学者订误,仍贻误后学。柳诒徵所论,切中当年学者之弊,延至今日,仍未过时。由多位学者重复梁启超之错误,可管窥近百年来“耳食之学”之一斑。

西历二〇一五年二月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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