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不尊重历史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当下一些历史传记最大的症结是堆积史料

发布时间:2019-12-16 22:38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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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应通过影视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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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书写人,展示真实的人,进入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灵史,是可以通过一部部传记来构建的

  近期热播的影视剧《延禧攻略》《如懿传》让不少观众心生困惑,为何同一位历史人物在两部剧中的性格、地位、作为迥然不同?影视剧是否该尊重历史事实?宫廷剧热播是“历史热”的表现吗?带着这些问题,昨日下午,记者在松社书店采访了知名近代史研究者谭伯牛。

晚清“中兴”,离不开几位平定太平天国的汉臣。天京一战,汉臣才真真正正获得满清贵族的信任,逐步进入权利中枢,能够左右时局。这一切的布局者是曾国藩,但也不仅仅是曾国藩。如果没有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甚至皇室宗亲肃顺的鼎力相助,所谓“中兴”也必是镜花水月。

文学样式;传记;客观;思想性

“影视剧是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人物、情节来吸引观众,跟历史本就是两码事,我们没法用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去要求它。”谭伯牛认为,影视剧只要故事讲得好、画面好看、歌好听,就完成了它的文艺属性,人们本就不应该通过影视剧去学习历史,所以他并不赞同一些“影视剧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当然影视剧和历史都需要想象力,但应该建立在对历史环境下事实、制度、时代背景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坐在家里看了点影视剧就开始想象。”

历史曾被人称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个解读者出于自身的目的,偏向于对自身有利的解读。例如孔子为复周礼,将尧舜打扮成谦谦君子,禅让天下。若无《竹书纪年》,恐怕我们也就无从探究历史的另一面。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历史,以最大限度的恢复其本来面貌?谭伯牛的《战天京》无疑向大家提供了一种方法,通过天京之战时中兴名臣的书信往来、奏摺、笔记等第一手史料,来揣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再以历史事件进行验证,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

传记书写人,展示真实的人,进入人物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灵史,是可以通过一部部传记来构建的

谭伯牛长期致力于研究清史,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等多部著作。此次来郑,谭伯牛带着最新修订的《湘军崛起》,为绿城读者分享了湘军拼搏、崛起的故事。

近年来“曾学”成为显学,研究曾国藩的书籍汗牛充栋。有的从成功学角度研究,中人之资的曾国藩如何能够位极人臣;有的从职场角度研究,根据曾国藩的奏摺来阐述如何写出完美的职场报告;有的从经济角度研究,如何理财收支平衡;可这些是曾国藩吗?人,从来是一个整体,割裂出任何一部分,均不可能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有的侧面,均是管中窥豹,犹如盲人摸象,无益于我们对一个真实历史人物完整的认知。唯有研究人物的内核,所遭遇的挫折以及成长环境互相作用下,所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性格,才能更加真实的认识一个人。谭伯牛无疑是聪明的,恰恰截取了这些瞬间,再配以小说的写作手法,使一个个晚清名臣变得鲜活,同时晚清的政治画卷也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谈及时隔十年再次修订《湘军崛起》的缘由,谭伯牛坦承2009年初版的《湘军崛起》语言表达稍欠火候,存在一些叙述和逻辑上的纰漏,此次修订不仅在语言表达和历史事实上有所修饰、改正,还增补了许多史料,从最初的近46万字删减到了39万字,修订幅度比较大。

这本书若是配合《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起读,会发现一些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湘军的创办者是谁,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如何。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每个作者选取史料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在所难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历史研究写作的方法,使历史不再生硬是其功绩所在。常常有人感叹年轻人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不爱历史,幸好有谭伯牛、当年明月、黄仁宇给出了另类解读历史的方法,这应该是历史之幸。

历史人物传记对作者最大的挑战是,你能否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穿透那些史料,对历史人物获得一种新的观照,让思想从史料中生发。当下一些历史传记最大的症结是堆积史料,缺少史识

《湘军崛起》一书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有何影响等,上述所谓的“揭秘”,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同时,谭伯牛也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来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以及重要事件,附加详细考证,将真相一一揭示,以此为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当一个人被封神,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使我们看不清这个人,先入为主的揣度这个人一切都是美好的,道德上没有瑕疵,人格上魅力无穷。幸好有谭伯牛们,使神走下神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将才,也曾轻敌致败,狼狈求死;也曾功名利禄缠身,并非功成身退无意求名。更会知道左宗棠虽有收复新疆之功,却是一个极品狂傲自大,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之徒。也会知道李鸿章运筹帷幄、圆滑世故,但可同甘不可共苦。这些不是定论,但谭伯牛通过具体事例让读者去感悟,给读者留下无限匹配自身社会经验的思考。

对于那些古老的已经有定评的人物,由于可供驱遣的史料记载少,很多作者用“灌水”和“虚构”的方式让人物形象丰满起来,美其名曰:增强“文学性”。这是另一种形态的失真

每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谭伯牛也不例外。在尊崇“游于艺”的他看来,历史研究很难做到绝对客观,但人们可以把控好主观因素,尽其所能把应该弄清楚的细节、人物背景等知识基础做得扎实一点。在采访最后,谭伯牛建议想要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先从兴趣入手,“研究历史开心最重要,如果没有特殊的兴趣,很难把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完整看一遍。”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窥探人物性格的最佳路径。彼时没有电话、视频,文字是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谭伯牛聪明的选择了书信、笔记、奏摺这些信息载体,去伪存真,勾勒出了晚清名臣的社会关系网络。幸好他们所处的时代离我们远又不远,远到抽身事外,不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远,是这些资料得以流传,还没有散轶到无影无踪。这是谭伯牛之幸,也是读者之幸。

作者:杨丽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解读这些历史有何意义,那只是过去?谭伯牛没有回答,其实他是在用行动回答,这本书能够出现在读者面前,就是他的回答了。往远了说,解读这些历史,是在回答我是谁,从哪里了,去往哪里的哲学命题。往近了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个世界。这两点,也是历史的意义吧。

我得坦率地承认,在我2012年开始写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时,我对如何写好一部传记,并没有任何研究。我似乎莽然撞进了一个从未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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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以往的写作经验积累是报告文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人物的短篇,不能算传记。传记总应该对人物有整体性的展示。我的前期准备仅仅如此。有两个常识性的规则,我是了解的:一是要真实,二是要好看。

远在西北,与曾国藩之间有过多次龌龊的左宗棠寄来挽联: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先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于是就一边写,一边摸索。有一个想法是清晰的,那就是面对传主的特征,面对他的一堆史料,总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表现他的叙述风格和方式,以及如何将那些众所周知的史料揉碎,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黏合。这个想法,后来被人称为“文本意识”。

左宗棠起于微末,连个进士都没中,只能窝在幕中。虽有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名,那也只是虚名罢了。幸有曾国藩的举荐,左宗棠才得以一展平生抱负,终成功业。可惜,左宗棠心胸狭隘,容不得别人盖过自己的名声,与曾国藩多次发生龌龊。

也许,无意识中应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句话:“我并不是想要这样写,而是不得不这样写。”

或许,左宗棠在曾国藩盖棺定论的时候会出言相讥。可惜,我们错了,左宗棠的挽联对他高度评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不是政敌,而是朋友。

一百五十年后看那段历史,我们会记住他们之间的龌龊,忘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让这段友谊重见天日的,正是谭伯牛,这是左宗棠、曾国藩之幸。

关于传主的选择,一开始我也是非常茫然的,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最初我想写写金圣叹,一是想通过写作来了解金圣叹的批评理念;二是他的死非常悲壮,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已经有人在我之前把金圣叹的选题拿走了。尽管没有写他,我还是凭兴趣看了不少有关他的评点文章和资料,获益很多。

无疑,谭伯牛是他们的知己,一百五十年之后的知己。

后来写龚自珍这个人,是因为友人的推荐。选择这个传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我毫无把握能否将此人写好。初稿写好后,也没有自信,请了一些朋友提意见,得到基本肯定后才交付出版社评审。至于成书后,究竟如何,也有待读者检验。我觉得专家的检验不重要,最核心的还是读者的接受度。一部没有读者的书,专家再叫好,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很难走到读者的心里去。这部传记面世半年,究竟能走多远呢?说不好。但通过写作实践,倒是促使我思考传记写作的一些问题。算是事后“诸葛亮”。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恋爱,等到知道怎么恋爱的时候,可能却找不到“爱”在哪里。

幸好有你,谭伯牛。

今后写不写?写谁?先不考虑。那就把自己想到的如何谈“恋爱”奉献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想到的是对传主的选择。这一点对传记写作,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面对的是两类人:生者与逝者。或者通俗地说,是写活人,还是写已故的人。前几年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位研究传记文学的朋友提出,要多写活人,她认为写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操作性。因为无法直接采访,获得鲜活的材料,依靠他人已经写过的史料,很难写出新意来。我认为她说对了一半,即写历史人物确实面临史料受限制、难出新意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难度,就放弃突破困境的努力,更不能得出写历史人物不可操作的结论。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司马迁的《史记》里为何有那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他写的人物,都不是同时代的活人,都是逝者;我们就会很难解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何能成为他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他写的也是逝者。

写活人似乎看起来要容易得多,比较容易通过采访当事人,获取鲜活的第一手素材。但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凡是容易获取的东西,往往埋藏着意料不到的隐患。第一,人的记忆常常也不是十分可靠,素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仍然要通过多方考证才能接近真相;其二,最大的困境是,写作者很难多角度展示传主的真实形象。说好容易,说差难。尤其是某些成功人士、名人或高层政治人物,写他们的传记,几乎很难涉及他们光鲜背后的阴影,哪怕是一点点瑕疵。因此,要说当下传记写作存在的问题,在世者的传记要比历史人物传记严重得多。最大的问题是虚假,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大量传记停留在传主和写作者相互抚摸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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