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动员梅兰芳到日本去演出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发布时间:2019-12-22 22:33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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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中日官方关系一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周恩来贯彻我党对日工作总方针,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观点,力图通过开展国民外交、经贸联谊、渐进积累,来争取和影响日本人民,以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有利条件和牢固基础。

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上明确了要放弃的立场。

也是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针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为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说法,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时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事后,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就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进行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做的决定。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1972年9月25日,田中访华成行。

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1972年7月,上海舞剧团赴日本访问演出。访问结束,日方建议中方人员乘日航包机从东京直飞上海。对此,团长孙平化向国内提出“没有必要乘日航包机”的报告。然而,周恩来对“日航包机”问题却有他深入的考虑。他批复道:“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并专门指示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好准备,对孙平化率舞剧团回国作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接待不能次于美国机组。”周恩来一系列的周到安排,不仅是对有意访华的田中首相做出表示欢迎的政治姿态,实际上也是为不久可能访华的田中专机进行试航。以“日航包机”为契机,中日间的航线事实上已经打通。

从内在原因来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时是把人民和统治者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具体对日本而言就是把日本人民和过去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区别。这样,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如果让日本对华进行战争赔偿,最终的负担必将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使无辜的日本人民背上战争赔偿的负担,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翌日,周恩来在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时说,田中首相对过去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只是说“添了麻烦”,最后,《中日联合声明》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此外,自从1952年日台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经过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中日复交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收获时节。然而,对此国内不少人一时还难以转过弯来。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民众,甚至一些党和政府的干部,对恢复中日邦交、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如果说,周恩来在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美化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则毫不姑息。他对田中首相一段话的批评,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表现:田中在致祝酒词时就侵华历史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轻审判了战犯,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鸠山内阁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内部亲美路线的制约,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

也就是在1972年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年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他以病弱之躯,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完成了从复交谈判到签署声明的一系列高强度工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他接待日本客人和涉日活动达到了创记录的64次!(摘自冯昭奎、林昶著《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1972年9月初,周恩来阅改了外交部起草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在提纲中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9月5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草拟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城市和郊区,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户晓”。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以文件形式将提纲转发到全国县以上各级党组织。提纲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向干部和群众做了正确认识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思想工作,正确认识同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即“右派”打交道的必要性,为即将进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田中访华做好思想准备。

7月18日,田中内阁通过了对在野党国会议员提出的中日关系问题所作的答复,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8月11日,日本大平外相在会见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为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周恩来动员梅兰芳到日本去演出。梅兰芳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所以不想去。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请梅兰芳和老舍等人一起吃饭。席间,他特别指出,两国人民的交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是有根本区别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动员梅兰芳到日本演出

在中日关系出现较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希望在鸠山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了争取日本,中国以宽大为怀,于1956年4月决定对关押的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1956年6月,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对45名罪行特大的战犯也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并同意日本亲属在其服刑期间可以来华探视。

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去一定会引起轰动。让日本人民也看看中国的文化。只有你去最合适,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和批准的当天,日本裕仁天皇还特意会见了邓小平,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会见在皇宫正殿举行。会见充满着友好的气氛。日本裕仁天皇对邓小平副总理在百忙之中特意抽空来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的批准书仪式“感到特别高兴”。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并且深表歉疚地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过不幸的事情”。对此,邓小平表现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风度,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态度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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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对日索赔的实际困难而言,1952年在日台条约里台湾当局已经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权,虽然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的合法性,但该条约毕竟在日本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中国政府在邦交正常化时提出对日索赔,必然会引起日本国内亲台、亲美势力的煽动和蛊惑,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因此,日台条约在客观上的确也给中国的对日索赔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回忆,他们在起草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当时他们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将此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到1945年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所幸的是这场战争最后还是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赔偿,但中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要求。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中国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时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福田首相也发表讲话说:“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为了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外务省组织了由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负责的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工作小组所顾虑的是如何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又不否定日台和平条约,此外便是中国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明确态度。

进入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广泛的赞同。

在人民大会堂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回顾了1972年9月两国宣布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在此期间,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明显增多,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与日俱增,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当初放弃对日索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的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没有被摆在应有的位置,中国自然不会考虑通过对日索赔,一方面增加自己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也遏制其军国主义的复活。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总的说来在主流上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发展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这四项原则已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推行亲台湾、敌视大陆的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并竭力鼓吹台湾反攻大陆,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了缓和中日关系,中国在1958年1月,由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之正常化。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胀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