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清代余庆知县蒋深》一书在余庆首发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在光绪版《畿辅通志》纂修之前

发布时间:2019-12-16 19:18    浏览次数 :

[返回]

原标题:人物传记《清代余庆知县蒋深》一书在余庆首发!

通过研究《畿辅通志》的版本情况和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内容、特点和出版情况,发现《畿辅通志》中所记述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信息,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得到同治皇帝许可后,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担当总纂一职。李鸿章延聘黄彭年任《畿辅通志》的总纂,可以说是知人善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在光绪版《畿辅通志》纂修之前,以纪传体形式修成的《广西通志》和《广东通志》已刊行于世,受到世人推崇,故《畿辅通志》在纂修时也采用了纪传体的编写体例。参考文献: [1]李鸿章,黄彭年,等.畿辅通志[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关于本文题目中的“内廷刊书”,会有朋友问:为何不采用极为通用的“殿版书”或“敕修书”“内府本”的提法呢?其实这正是本文首先要阐述的。严格来讲,这三种称谓内涵是不同的,甚至对某一称谓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下面就从这个问题谈起,并试探着将有关的另两个问题也梳理得更清晰些。 “殿版书”是专指清代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书。未有歧意。 “敕修书”是专指按皇帝敕谕刻印的书。也不存歧意。 “内府本”按圈内多数人的理解应为“由内廷刻印的书”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版。内廷当然指宫禁之内,这就是说此类书是专管内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刻印的书。笔者认同这样的解释,并认为“内府本”中的“内府”即是“内务府”之简称(图2),这种简称在清代已有(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426页)。下文所言“内府本”之内涵皆以此为准。实际上还有将“内府本”解释为“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各机构所刻之书”者(毛春翔著《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笔者认为此释将十分重要的“敕修书”排除在外,确有不妥。加之按此解释与本文所论主题不符,故本文不采用这种解释。 内务府至少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前就存在。虽然一度废除,代以十三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版),但康熙元年(1662年),复置后一直延续到清末。“掌监刊书籍”是其重要职掌之一,具体办理刊书事宜的下属机构曾称作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则“改文书馆为武英殿修书处”(《清史稿志九十三内务府》)。因此康熙二十九年以前由内务府(具体说是文书馆)刻印的书籍就不应称为殿版书。关于武英殿修书处成立的时间还有康熙十九年之说,笔者认为《清史稿》所言应更可信。 敕修书的刻印由内务府职掌,以笔者所及史料从未见过有撇开内务府另寻机构承担的个案。内务府或武英殿除大量刊刻敕修书外,是否还刊刻过另外的书籍,是一个值得搞清的问题,但目前未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史料。 综上,下列四点可立论:敕修书一定是内府本;殿版书也一定是内府本;内府本不一定是殿版书;至少内府本或殿版书中绝大多数为敕修书。 殿版书 武英殿位于紫禁城西南,明季落成。主要建筑由武英殿、敬思堂、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殿、浴德殿及左右廊房组成。李自成进京后曾在此仓促登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亦曾在此理政。康熙二十九年于此设修书处后,武英殿、敬思堂主要用于贮藏书籍和书版。其他殿堂用于修校、编纂,如恒寿殿曾作《四库全书》的编纂处,浴德堂曾作《佩文韵府》校对处等。左右廊房则用作刊刻书版、印刷、装潢的工作间。 武英殿修书处下设校对处和监造处。前者负责成书前的校对,后者则负责成书,相当于今日的印刷厂。监造处设有正监造、副监造、主事、库掌、司匠等员。机构上则设有刻字作、书作、印刷作、折配作、铜字作等。刻字作负责钩摹御书、缮写版样、刊刻书版等;书作负责书籍装潢、托裱、修补等;印刷作负责印刷、装订等;折配作负责折配书页;铜字作负责铜活字的制作、排版等。可谓分工细致。 由于该处所刊书籍身份的要求和宫廷财力的保障,上述各作皆录用手艺精湛的工匠并有条件采用上乘的各类材料,这就使得殿版书的质量总体上居高。为什么说“总体”呢,这同殿版书的去向有关,不同用途使得书的质量差别很大,绝非有些观点认定的但凡殿版书其品质就一定极高。殿版书的发行至少有如下几个渠道:1、供皇帝阅览的进呈本,又称皇册。这种书数量极少甚至仅造一部,是书中极品,其所有成书材料都是顶级的,就连包装也是紫檀、金玉、珐琅等贵重材质,富丽堂皇,精美绝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2、供宫内各殿、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处陈设本,这种书一般印制十几部至数十部不等,其质量要逊于前者,但也属上乘,为书中精品。3、用于颁赏给宗室、王公、大臣、外国使臣的所谓颁赏本。这类书的质量与陈设本相当。4、颁发给各部院、国子监、各省督抚、学政等作为标准读本的书。此类书的质量就很一般了。如图3所示便是颁发给镶蓝旗官学的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版《孟子注疏》。其用纸就是普通的竹纸。5、经钦准可流通出售的书。或招募书商使用武英殿书版自行印制,或由内务府定价印制,其纸墨、装订质量更是同一般书籍无异了。 顺便提及的是,殿版书的刊刻不一定在宫内,为应付繁重的任务,刻字处就曾在宫外设过刻字馆,其址位于东安门烧酒胡同。咸丰时又增设“南馆”,时称“刻字三馆”。至于其他制书工序是否也曾在宫外进行,则无相关史料佐证,估计可能性较大。 从文献角度讲,敕修书乃内廷书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点由成书的各个环节都可体现。首先,由帝王亲自下旨修一部书必有其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随后为认真落实圣上旨意首先要成立相应的修书机构,清初的翻书房、南书房等都曾作为这种机构,兼有奉敕纂修书籍的职责。进入康熙朝,随着敕修书的大量增加,开始设专门的“馆”作为敕修书的编纂机构。这些“馆”可分为常设、例开、特开三类。如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起居注馆就因其所修书的持续性而成为常设机构。例开馆则是规律性地到一定时机开设,如为宗室修谱的玉牒馆就是随皇家族谱的十几年一修而开,数月完工后即闭,如此往复。圣训馆、则例馆都属此类。特开馆则是专为编纂某一部书籍而设,书成即撤,时间上无规律可言,如明史馆、三通馆、四库全书馆、二十四史馆等。 书馆一般设有总裁、副总裁,其人选为皇帝特别遴选,多由宗室王爵、御前重臣担当。负有编纂的总责并随时就修书时遇到的问题与皇帝沟通解决。其次设有总纂、纂修、协修等业务类官员(图4),其多由翰林院、国子监中的饱学之士担当,是修书的骨干力量。其余还设有收掌、校对、誊录等职位。以上这两条就为敕修书的文献质量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纂修书籍都需文献基础。皇家藏书的丰富为敕修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条件。不仅如此,根据需要还可由皇帝下旨各处乃至全国征集。如为编纂《大清统一志》,清帝就多次敕谕各省、府、州、县定期纂修方志并及时进呈。再如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几年间,由全国征集的书籍就达13000余种。 除上述组织、人才、文献保障外,敕修书在修纂中还得到严格的制度保障。编纂官员因修书业绩的优劣可得到皇帝的奖赏或惩罚,且责罚又往往十分严厉。如英和因高质量地编纂完成《养正书屋全集定本》而得到“赏缂丝袍一袭,宝蓝洋呢一版”后又加“缂丝蟒袍一袭,大卷绸缎各一连”的奖赏。《四库全书》总校官陆费墀则因书中的错谬、空白等被罚赔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所有页面装订、储书木匣制作的费用。此外,馆中人员日常工作所严格遵行的考核、登记等制度也都为编书质量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有了上述保障以及皇家财力的支持,敕修书的文献质量是任何其他官修,私修书不可比拟的。它除了能完成诸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外,具体到每部书籍的文献质量也都因取材广泛、考据严谨、雠(chu)校精准而属上乘。如纂集《旧五代史》时,其中的“梁太祖纪”原秩已失,编纂人员将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条目一一辑录排纂,又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百余种文献中的相关材料逐条校对、辑补,竞按原书体例基本恢复了失帙。又如对《史记》的校勘,针对明监本中裴驷、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文多有漏误的情况,修书人员认真辑残补缺,利用拥有大量文献的条件,尽心谒力整理出三家注文上千条予以补充,使之成为较明监本、汲古阁本《史记》文献价值高得多的“标准本”,至今为人称道。 综上,笔者认为对敕修书的关注应更多着眼于其文献价值,将关注点过多集中在版式、纸墨、装潢等外在因素,将书籍作为古代艺术品来看待,确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当然,对于上述殿版书中之进呈本我们取此态度去审视则未尝不可。 最后,讲一下敕修书表相上的一些特点。首先,书名多冠以“钦定”(图5)“御纂”“御制”(图6)等字样。但也有例外,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平定两金川方略》等。其次,书前多有御制序文。序文或出于皇帝亲手,或由大臣代笔,无论哪种情况,从文学角度看都是字句斟酌、言简意赅的好文。如图7,该书乃乾隆二十年敕修武英殿版的《御纂周易述意》之御制序文。该书由同治帝师徐桐、兵部主事张廷霖递藏,应属上述的颁赏本。其三,御制序后多有纂修此书的官员表。其四,个别还附有进书表,这是书成后与书一同进呈之文,多有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这些表相特征在一些民间翻刻本上也能体现,这倒是需要注意鉴别的。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1

畿辅通志;黄彭年;李鸿章;隶省;编纂;刊行;京津;出版;记述;省志

责任编辑:本站编辑

9月10日晚,人物传记《清代余庆知县蒋深》新书首发座谈会在县求实书屋举行。来自全县各界、各单位的70多位文艺爱好者参加了新书首发会。

[摘 要] 《畿辅通志》是清朝时期直隶省纂修的省志。通过研究《畿辅通志》的版本情况和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内容、特点和出版情况,发现《畿辅通志》中所记述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信息,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对这座宝库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开发,以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2

[关键词] 《畿辅通志》 直隶省 京津冀

首发会上,本书主编、县文联副主席钱再伦就曲折的成书过程作了介绍,对清代余庆知县蒋深在余庆任上的政绩作了解读。本书部分文章作者从蒋深的书画艺术、诗歌艺术、政治成就等方面畅谈了自己的见解。

古代,人们把国都周围的地方称为“畿辅”或“京畿”。清朝时期,北京为国都,位于直隶省之中,所以直隶省号称“畿辅”。通志属于地方志书的一种,一般指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畿辅通志》是清朝直隶省纂修的通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直隶省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3

直隶省在整个清代共纂修了三部《畿辅通志》。首部修于康熙年间,后人称之为康熙版《畿辅通志》。它于康熙十九年开始纂修,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先后监修,延聘翰林编修郭棻任总纂,康熙二十一年修成。第二部修于雍正年间,后人称之为雍正版《畿辅通志》。它于雍正七年由直隶总督唐执玉延聘田易等人,在保定莲池内设局开始纂辑;后由直隶总督刘于义、李卫相继监修,聘翰林院侍读学士陈仪接着修纂。雍正十三年刊行。第三部修于同光年间,后人称之为光绪版《畿辅通志》。它于同治十年开始纂修,直隶总督李鸿章监修,莲池书院的主讲黄彭年任总纂,于光绪十年完稿,光绪十二年刊行。全书正文共300卷,首1卷,约1600万字,由纪、表、略、录、传、识余、叙传等诸体组成,下有若干分目。与康熙版、雍正版《畿辅通志》相比,光绪版《畿辅通志》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翔实,而且条理贯通,便于查阅。

主编钱再伦在介绍成书经过

一、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

钱再伦,1969年生,本科学历,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协会会员、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当过教师、教研员、校长、记者、编辑,曾任余庆县作家协会主席、余庆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等。已出版《钱再伦散文选》和报告文学《站起来的土地》。现任余庆县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

在雍正版《畿辅通志》修成之后的近140年中,因各种原因,直隶省再也没有修过省志,这大大超过了省志每60年一修的国家规定。在这期间,直隶省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志书为施政者所用。

据了解,本书内容主要分为今人眼中的蒋深、古人眼中的蒋深、蒋深的诗文选编三个部分,共收录文稿230篇,本书的出版对于繁荣余庆文化和进一步研究蒋深,服务当代文明建设,具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本书将会在县新华书店和求实书屋上架。

同治九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第二年便上奏朝廷,请求专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同治十年,同治皇帝降旨准奏。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4

得到同治皇帝许可后,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担当总纂一职。黄彭年(1823—1890)是著名的史地及方志学者,当时为莲池书院的院长。此人不但著述丰富,而且经历极广。李鸿章延聘黄彭年任《畿辅通志》的总纂,可以说是知人善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5

在李鸿章和黄彭年的组织下,一大批地方名流和莲池书院的师生参加了纂修。据《畿辅通志》的 “纂修职名表”记载,参加此次修志的纂修人员共90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五品以上官员就有35人。在编纂人员中,李鸿章、张振声两任总督任总裁,前翰林院编修、原陕西按察使黄彭年任总纂;此外,原河南巡抚、前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钱鼎铭等23人任“监修”,原热河都统、前直隶保定府知府恩福等15人任“协修”,原直隶河间府知府陈崇砥等4人任“提调”,前易州直隶州知州赵烈文等10人任“分纂”,任邱县知县林穗、香河县知县周锦心等19人任“襄纂”,国子监博士骆云衢等7人任“分校”,直隶候补典史戴清等4人任“绘图”,吴桥县典史等3人任“收掌”,前内阁中书李如松等2人任“顺天府采访”。在这些人员中,总纂、协修、分纂、襄纂、分校等人一般常在修志局工作,各司其职,分头撰辑,统一汇纂。

蒋深(1668- -1737), 字树存,号苏斋,亦号绣谷,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画家。先为武英殿纂修,是专门为皇帝校勘书籍的官员。康熙五十二年(1713) 九月,出任余庆知县。在余庆县史上,蒋深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余庆历史上唯由中央国家机关空降到地方的知县;他两度留任余庆,累计任职十个年头,系余庆历史任职时间最长的知县;他十年蛮县兼三篆,是历代余庆知县中唯一代理过两县一府主官的人;他编辑出版了首部《余庆县志》和首部《思州府志》;他重修余庆县学、兴建余庆县义学和思州府义学;他恢复岩门和构皮滩两处官渡,倡修瓮安竹铳桥等...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具体修志过程是:首先,由修志局制定出通志修订的章程和凡例。然后,将章程和凡例以公文形式下发至各个州府郡县,要求其按章程和凡例分门别类搜集相关资料,并汇总到修志局。最后,修志局再将汇总上来的资料精心整理,进行考订真伪、鉴别正误的工作,最终形成通志。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6

在纂修期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人力方面:纂修伊始,同黄彭年一起选派朴学员绅参加编修。财力方面:在《畿辅通志》的编修、刻印过程中,总共花费了11.99多万两白银,可以说是耗资巨大。物力方面:同治十年,李鸿章专门在莲池书院设立了修志局。可以说,《畿辅通志》能成为一代佳志,是李鸿章和黄彭年通力配合的结果。

蒋深:清代余庆著名知县

《畿辅通志》从同治十年开始编纂,于光绪十年完稿,前后历时14年。完稿之后,畿辅通志局开始安排刻印。据《保定文史资料选辑》记载:为了刻印这部巨著,专门在保定城隍庙东侧土地祠内成立官刻印书局,设立刻字、印刷两部,共招录了200多名工人进行雕刻印刷。后人评价《畿辅通志》的雕刻技艺精湛,印刷水平高超,非一般刻书所能比。光绪十二年,《畿辅通志》完成刊行工作。

钱再伦

《畿辅通志》刊行于世后,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宣统二年,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重印畿辅通志后记》中写道:此志“辉辉煌煌,极志乘之大观也。”民国二十三年,于学忠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畿辅通志》中的《重印畿辅通志序》中说,该志“十年成书,艺林称盛。刊行以后,颇负时望,为畿辅有志以来之所仅见,即在各省通志中亦且推为巨擘也”。 在当今,方志学界皆评价此志是全国最负盛名的省志之一。

三百七十年前,北方少数民族兴盛,明朝江山易主。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南明政权的苟存,清军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月入关后,直到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5月才占领包括贵阳在内的贵州大部分地区。如果从这时算起,到1912年2月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清朝统治了贵州255年。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这255年间,受清廷委派主政余庆县的知县多达123位。平均任职年限为2年。在这123位知县中,有一个人真可谓与众不同。他出生于江南大户人家,在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深造过,随后被选拔到“三殿三阁”之一的武英殿工作,进而由七品散官改任职官,爬涉数千里到贵州余庆任知县。他在这个边远蛮荒之地一干就是十个年头,是余庆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知县。他还在这里创下了众多的第一:编辑出版第一部余庆县志;第一个官学、义学并举;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以知县身份代理知府职务的人……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编就的《余庆县志》中,清代的123位知县有15人被录入名宦之例,其比例为12%,跟今天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级的比例差不多。然而,这位康熙末年才上任的知县,被排在了15人之首。为此,世人将其称之为“清代余庆第一知县”。

此人名曰蒋深。

出生于人间天堂的名门富户

蒋深毕竟是历史文化名人,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不少。他生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卒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关于他的出生地,至少有四种说法:一湖南长沙,二为江南常熟,三为江南长洲,四为江苏吴县。那么,到底那种说法正确呢?经笔者考证:第一种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种误将古常熟一度时期的称法“常州”当做了“长洲”;第三、第四种说法都靠谱,但第三种最准确。

威尼斯手机版娱乐场 ,为何说蒋深是江南长洲人最准确呢?其有力的证据在于:成书于康熙五十七年的《余庆县志》,序末有“武英殿纂修特授文林郎余庆县知县长洲蒋深撰并书”一语;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的《思州府志》在相应的位置有“武英殿纂修特授文林郎知余庆县事护理思州府事长洲蒋深书于郡署之优则轩”。蒋深作为这两部志书的纂修者,不至于两次把自己的出生地给弄错了吧?

那么,清代的江南长洲又指的是什么地方呢?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江南”这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词典上说,江南本意为长江之南,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狭义上指太湖流域。长洲呢,常见的有三种说法:香港的一个岛;广西梧州市下辖的一个区;历史上苏州地区的一个县。两者相结合,我们把目光放在了今江苏省苏州市辖区内。

翻阅苏州的历史,我们的猜测得到了确证,且还进一步了解到,在清代,长洲系苏州的一个附郭县。只是,行政区划的分合撤并及名称的用废更替频繁,“长洲”被慢慢隐没于历史的尘沙之中。走进历史深处,我们发现,早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苏州又改为吴郡时,其下属之县中就有长洲。天宝二年废长洲县改置长洲军,到35年后的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又改为长洲县。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这个县都不曾改名换姓。只是到了清雍正二年(1724年),由于长洲县人口多、赋税繁杂,其南部被分割出来设置了元和县,与西南面的吴县、东北面的长洲县同为苏州府的附郭县。 民国初年,苏州府被裁,原长洲、元和、吴县合并为吴县。1995年6月撤消吴县,建立县级吴县市。2001年2月,吴县市被撤消,原辖区分为吴中区、相城区。难怪,我们到苏州考察时,先联系的是相城区,去了之后才知道最该去的地方是吴中区。

俗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意是说:天上,天堂是最美丽、最繁华、富最庶的地方;而人间这三最呢,主要集中在苏州、杭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出生于苏州或者与苏州关系密切的历史文化名人浩如繁星,没有人能说出个相对准确的数据来。我们在吴中区寻访的时,区委宣传部的同志送了我们一部2006年出版的《吴中名贤图传》,其内收录了从春秋到清朝包括阖闾、伍子胥、孙武、朱卖臣、钱元璙等帝王将相以及文化大家白居易、范仲淹、范成大、唐寅、文徵明、沈德潜在内的一百三十余人。早在唐宋时期,韦应物、秦观就感叹说“吴中盛文史,群颜今汪洋”“吴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释”。我们要寻访的蒋深,官至州、府级别,其名被录入《国朝画征录》《中国画学全史》《中国绘画史》等典籍,而《吴中名贤图传》不见其名,可见这部书的入编门槛之高。

蒋深未入编今人辑录的《吴中名贤图传》固然有点遗憾,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出自名门望族,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据说长洲一带的蒋姓人家,绝大部分系东汉临苏侯蒋渐之后。经过千余年的繁衍,这个家族进入了人丁兴旺,俊颜辈出的辉煌鼎盛时期。蒋德埈、蒋埴、蒋勋、蒋杲、蒋恭棐、蒋文淳、蒋应焻、蒋元益、蒋国华、蒋泰階、蒋麟书、蒋基、蒋曾煌、蒋万宁、蒋庆均、蒋元封、蒋德福、蒋锡宝、蒋廷恩、蒋彬蔚、蒋炳章、蒋之绂……仅仅清代,他们中考上“进士”者就近三十人。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夏天,蒋深来到了这个世上。曾祖父蒋灿曾任天津兵备道参议,祖父蒋元震为举人、会试副榜,被荐入宫做了中书舍人,父亲蒋之昂(蒋铭),秀才出生,长期经商。他还有个官至侍郎的叔叔蒋之逵。因此,苏州蒋氏,具体他们这一支系,家势仍然是十分显赫的。本来,他们多代人一直居住苏州城东,后因清军入关,家园被焚,便移居桃花坞。桃花坞在今苏州四中一带,早在唐宋时期就颇负盛名。明末苏州梨园名妓陈圆圆曾筑梳妆楼于桃花坞。清顺治九年(1652年),蒋深祖父将此楼及附近地段买下,在此建造“绣谷园”,用于读书、研习书画、接待文人雅士等。因地理位置特殊,又加之桃花坞之盛名,“绣谷园”成了许多有钱人追逐的重要目标之一。蒋深祖父死后不久,有人利用其叔父好赌这一弱点,设计圈套让其输掉这座园林,随后又二易其主。后来,蒋深用重金将其购回,重加修葺。其内有交翠堂、西畴阁、倚梧巢、苏斋等15处可供游玩的人文景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蒋深在绣谷园举办饯春晏,苏州、常熟一带的名士尤侗、朱彝尊,张大受、惠士奇、王翚、杨晋,目存睿等近三十人应邀前往,大家在一起饮酒赋诗三日。其家境之殷实富足,由此可见一斑。

由国子监脱颖而出,入武英殿修书

蒋深出生于这样的人家,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二十刚出头其诗、书、画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与著名画家王石谷、王原祁等交往甚密。只是,有学识、有才气并不代表其科举之途顺畅、通达。蒋深平时成绩优异,但在科考中并不顺利,三十出头了才得以进入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学。到了清代,其发展较为完备,是由皇帝亲自管理、过问的全国性教育行政管理和教学培训机构。在清乾隆之前,国家对这一机构的管理是非常严格、正规的。进入其中的学生包括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和恩监、荫监、优监等多达10余种,但在监总数却是严格控制在300人以内的。因此,不管以哪种形式进入,都是十分的不容易。要成为其中的一员,竞争难度可能不亚于今人进入北大、清华。国子监的学制一般为三年。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特为其设置的“廷试”,成绩合格得以授职,当然也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争取举人、进士等功名而入仕。此外,极少数精通文理、善长楷书的佼佼者,可以不参加廷试,直接由相关部门选派到具有修书职能的殿、阁、馆服务,按其服务年限和劳绩,以议叙的方式铨选为官。蒋深走的正是这条路。康熙甲申年(1704年),蒋深国子监毕业后,被选派到武英殿做编纂工作。武英殿系清廷“三殿三阁”之一。在此办公的内阁长官,在六名大学士中位列第三。由此可见,要在这个地方混饭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蒋深于国子监毕业后,被选派到武英殿做纂修工作。清初,武英殿为一庞大的建筑群。这里有皇帝的便殿,有内阁大学士办公室,因此一些小型的朝典常在此举行。到了康熙年间,武英殿始开书局,到乾隆时几乎成了皇家出版社,刊印了大量精美的珍本图书,时人称之为“殿本”。蒋深在武英殿一干就是六年多。他为人谦和,思维严谨,工作上精益求精,从而获得同事及不少在京官员的赞许。其间,朝廷还作为特殊情况,授予他七品散官“文林郎”。当时的文林郎,按今天的话说,属于非领导职务,与现行公务员系列中的调研员类似。当然,在京城,这个职级是比较低的,但其工作地点在武英殿,而康熙又是整个清朝读书较多的皇帝,因而好运气自然就要多一些。尤其是在高质量地完成了《佩文韵府》、《书画谱》等的编辑出版工作后,他更是名声大振,竟然得到了康熙老儿的赞许。

由文林郎转任贵州余庆知县

蒋深之所以能去武英殿,有一个大的背景:即康熙皇帝计划以其书斋名“佩文”冠名,编纂御定《佩文韵府》和《佩文斋书画谱》两部巨著。《御定佩文韵府》是一部词典,编纂由张玉书牵头,分《正编》《拾遗》两部分,编成后达212卷。《佩文斋书画谱》的编纂工作由王原祁牵头,分论书、论画、帝王书、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康熙皇帝御制书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等10余个部分,编成后为5册100卷。由此可知,在当时,蒋深等人属于急需人才。

能够在皇帝的视野里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此蒋深非属重视。他学识丰富为人谦恭、做事沉稳且能任劳任怨,因而深得上司和同事的好评。《书画谱》出版后,康熙皇帝特旨授予其“文林郎”一职。《御定佩文韵府》编纂成功后修,康熙皇帝十分高兴,大奖有功之臣,蒋深由正七品非领导职务“文林郎”直接转任正七品实职——知县。在吏部抽签时,他的手气不好,抽到了尚属蛮荒之地的贵州余庆。

一个出生于豪门大户,只在中央国家机关做过十年编纂工作,连县丞、教谕、典史、主簿等这样的佐官经历都没有的人,突然间成为了一个边远落后地区的父母官,这对蒋深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量。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讲,他这叫“不接地气”。初到余庆时,人们并不看好他,以为他的最大本事就在于能饮酒和诗搬弄古籍。

到余庆任职没几天,他发现学宫年久失修,地势低洼易进水,当即决定发动官民捐银将地基抬高三尺重建。那时,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全年的薪俸才45两银子(养廉银制度,始于清雍正年间,这时的官员除了正俸外,没有别的收入)。为了办成这件事,他率先带头捐献了30两银子。典史、训导、乡绅乃至平民积极响应,三两二两尽力而为,最终筹集到133两白银。学宫修建完毕,捐款小有结余,他又捐银15两,让同批匠人修建义学3 间,让勤奋好学的贫民子弟来此读书。

同时,针对乡间社学、私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所选教材千差万别等,他出台了政策:非举人贡生且品学兼优者,不得充任教职;非五经古文子史一切异教之书,概行烧毁,设法捐资镌刻或购买《五经全注》、《三传》、《周礼》、《孝经》、《小学》交教官分发各校。

接下来,他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捐修名宦祠,广泛收集材料,广泛收录民间流传,把明代以来志高行洁,为地方办实事的知县之名及基本事迹展现其中,以便后人缅怀、学习。于是,袁尚纪、韩任甫、姚大武、赵登阶、张国弼五人便进入他的视野。名宦祠匾额上“崇德报功”四字就是他亲笔书写的。由此可见他是个注重官德、官声与感恩的人。

余庆建县之初,时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对这个新建县疼爱有佳,出智出力甚至多次捐钱援助修筑余庆城,重设三关、三哨,修木根坡便道,筑雷公、赤土、正官三堰,购买官山安葬外来流民等,办了不少实事,以至100余年后,当地百姓仍如数家珍。于是,他打破常规,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将郭子章也请入名宦祠并排在首位。他这不是装神弄鬼,不是配置风景,是将其列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因历史原因,余庆县的民族成份以外来汉人为主,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但跟华中、华南一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为了让更多的农民能有饭吃有衣穿,他特作《劝农六条》张贴于各里、甲,并组织人去宣传解说,引导没有土地的贫民、外来人口到人烟稀少而又适宜耕作的地方开荒种地,待其变成熟地后由政府为其“确权”;鼓励、引导农民制办、使用便捷的生产工具;鼓励、引导农民学习湖广、江浙农民种棉织布采葛为絺,栽种白蜡树、种桐油树、绿茶和养鱼增加经济收入等。

他来时,余庆虽然已建县112年,但因地辟民贫,文化滞后,史料性文献资料很少,只有《平越府志》有30多页约6000字的记述。于是,他决定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发挥自己的长处,编修首部《余庆县志》。经过近四年时断时续的考证,他采集到涉及疆域、星野、城池、山川、气候、祥异、户口、职官、学校、科贡、典礼、农业、积贮、土司、军事、艺文等史料,编撰成四册八卷本县志。该志约十三万字,体例完备,文字清雅,搜罗宏富,是时人公认的优秀的地方志,其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那时,余庆人迷信,生病后多半不问医不吃药,只顾求神拜鬼。因此,全县只有一个叫王国昌的人开医馆。国昌本为秀才,后放弃科举研习医术,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然而,尽管他看病不要钱拿药只收成本费,但依然门可罗雀,故而家里穷得时常揭不开锅,可他长期坚守不易其志。蒋深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给予经济接济,还特地写了诗,做了“潜德桔林”匾牌以示鼓励。诗云:“乐饥无寸亩,济难有方书。不厌城隅住,花光护草庐。”随后,他又出资让其按医书抄录简单易行的诊治方法若干,让管理教育的官员分发到学校,让老师选择部分学生习熟并进行大胆实践。同时,他还张榜公告,对按方治病成绩突出者进行奖励。自此,余庆人渐渐移风易俗,不信鬼神信医术。

曾兼两县一府之职,最终升任朔州知州

蒋深在贵州为官期间,以清廉、宽厚、直率、敢于担当的刘荫枢作表率,廉洁勤政,热心公益事业,深得地方百姓喜爱,同时也得到了上级主要官员的肯定。

“蒋子则雍雍自如,唯是饮冰茹蘖之兢兢也。不敢以躁气用,不敢以汰色居,不敢以浅衷偏心相灭裂,业将两经报政矣。刀耕火种之俗,渐知农桑,荜门椎髻之人,颇晓诵读。又于劝农教读而外,搜罗纂辑,以成邑志。何前令之视为可已者,兹独可已而不已乎?”时任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王沛憻这样褒奖他。

“蒋子以吴门名士,遍览群言,又校书内廷,耳目之所闻见,既极渊博,其为学也淹,其为识也广,其为才也赡……且余又见蒋子非徒志之于书也,更见诸实行焉。于疆域而有保障之方,于土地而有劝课之令,于风俗而有变化之经,于户口赋役人物而有休养生息训迪之宜。竭其智虑,殚其勤劳,惕惕焉,娓娓焉,无或倦,无或懈。蒋子真循良茂选哉!今之为令者,簿书鞅掌之余,苟免无过则幸矣,谁克留心于一邑之典章文物!蒋子乃于前人所未为者而力为之,盖通达治体以儒术为政者也。” 时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汪升英这样评价他。

上司们认为,凭蒋深的能力才干,仅仅是知一县之事,实再是可惜了,因此当龙泉(今凤冈)、瓮安两县知县因故缺员时,曾两度受贵州巡抚、布政使的委派,代行知县之职。按当时的管理规定,在职官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计之典。所谓计典,即对官员进行道德、能力、实绩等方面的考核和定级。康熙五四十(1715年)年冬,蒋深走马上任余庆知县虽时跨三个年头,但实际上仅两个周年,他有足够的理由提请延缓考核。大概是成竹在胸吧,他对考核持欢迎态度。这样的考核,按当时的规定,系布政使的本职工作。可是,时年78岁的贵州巡抚刘荫枢却坚持要一同前往余庆。考核下来,蒋深被定为“卓异”。所谓“卓异”即为优秀中的上等。凡获此殊遇者,均被纳入提拔重用人选推荐上报。可是,百姓士绅向朝廷上万言书苦心挽留,最终他被加级留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思州知府陈元调铜仁府任职,而新任知府张广泗系北方人,也是监生通过“廷试”而得官的。那时的交通工具,最常见的就是坐轿、骑马。一个北方士子,在通过皇帝的“面试”并得到朝廷的任职公文后再辞别父母、妻儿到贵州上任,没有三五个月的长途跋涉能行吗?这几月得有可靠的人来主持工作呀。时任贵州巡抚的金世扬同他的前任一样,觉得蒋深是最佳人选。当年五月,他受金的委派,以余庆知县身份前往今黔东南州岑巩县代理思州知府一职。这事放在今天来说叫上挂,即他以县长身份挂任市长一职。在思州履职半年,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他还干了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三件大事:纂修《思州府志》八卷并筹集资金刊行于世;兴办思州义学;改革少数民族婚姻漏习。

雍正元年(1723年)春天,在余庆知县任上干了十个年头的蒋深终于被提拔了。按当时的规定,垂直提拔,须跨省任职,因此他去的地方很遥远——山西朔州。其职务虽然提升到知州,但生活环境并好不到哪里。朔州,即秦始皇时期设置的马邑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的桑干河上游,西北毗邻内蒙古自治区,南扼雁门关,至省府太原200多公里。系塞北的典型代表。春季雨雪少,风沙大,蒸发量大,经常出现干旱天气;夏季雨量集中,间有大雨 、暴雨、冰雹等;秋季雨水少,早晚凉爽,中午炎热;冬季风多雪少,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与他老家苏州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像蒋深那样的家境,至少也是富二代吧?若以今人眼光,恐怕早在十年前任命他为余庆知县时,他就自动放弃,回苏州老家过衣食无忧的太平日子了。或许那时的读书人,心里除了功名之外,还真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呢。迎着料峭的春风,他开始又一次的长途跋涉。

据《山西通志》《朔州州志》等记载,蒋深在朔州任职时间不长,刚好干满一任,即从雍正元年(1723年)到雍正三年(1725)共三年。

离开朔州之后,他去了哪里?有的说讫休回原籍了,有的说调任广东潮州知府,还有的说调任云南楚雄知府,最后病死于任所。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目前均无权威、结合当时官员退休制度和蒋深年龄分析,他提前退休回原籍的可能性大。因为在当时,一般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非封疆大吏或特殊情况,是不能延迟退休的。雍正三年底即蒋深到朔州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他已经是接近五十八岁的人了。无论是让其到广东潮州还是到云南楚雄任职,都得长途跋涉数月之久,到任后最多干一年就得退休。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一年时间你能干什么?与其如此,不如提前讫休回籍得了。当然,这只是本人的推测。蒋深于乾隆二年(1737年)去世,享年69岁,这一点是明确的。

蒋深死后被安葬在今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办事处境内。那天我们去黄桥寻访,街道办特地给我们找来了当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金根祥。他带着我们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指着桥边那片与天主教堂紧紧相连的民居说:“蒋深墓就在那个位置。过去,当地人都称其为蒋家坟。坟虽是土筑的,但很大,占了差不多半亩地。墓四周有若干石望柱,正面有一块很讲究的石碑。我记得很清楚,这墓是‘农业学大寨’时被拔掉的。墓地被开垦为农田,石碑、石柱被垒在了河岸上。坟墓被掘开时,棺材没有腐烂,尸体也完好着,身上的衣物要用点力才撕得烂。只是没多久,它们就化成灰了……”真是遗憾啊,任凭他怎么描述,眼前都只是城市的一角。

蒋深除了编纂两部志书外,还有《绣谷诗钞》《鸿轩集》《黔竹枝词》《雁门余草偶存》等个人作品集。很显然,《鸿轩集》是其在余庆时的作品,而《雁门余草偶存》是其在朔州期间的作品。

妻贤子贵,家教家风惠泽长

蒋深的妻子、儿孙均非等闲之辈。其妻李静芳,字又淑,号纫兰,江苏常熟人,女画家。幼得母孙氏之传,工翰墨,点染花卉与折枝蔬果,俱称精妙。亦工兰竹,常于花晨月夕,逸兴挥毫,人皆羡其美,索画者不绝。

儿子蒋仙根,字蟠漪,貢生,著名书法家,官黄州同知。西安碑林刻有其警言,内容为: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鉴察;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之窃听;勿谓一事可忽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勿谓一时可逞也,须知有祸福子孙之报应。蒋仙根曾随父亲到余庆游学,乡试前回籍参加考试。原县衙前的“改复岩门构皮官渡”碑就是他的笔迹。

孙子蒋业晋,乾隆举人,官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有《立厓诗钞》七卷。

蒋业晋女善文墨,持家甚谨,人称“贤内助”,嫁状元、翰林院修撰、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初哲为妻。

由此可见,蒋氏家教家风绵延、泽惠之长。

本文参考文献:康熙《余庆县志》康熙《思州府志》《山西通志》《皇清書史卷二十六》《娄关蒋庆本支录》,清代张庚的《国朝画征录》,《清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刊发的刘鹏久、王家恒、余诺奇的《清代县官制度述论》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